我们能控制气候变化么?

安德鲁•斯蒂尔 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总裁  2015年01月19日

我们能控制气候变化么?

 

在过去的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20年里:20亿人口有了清洁的水源,20年里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发展中世界的人均寿命延长了三岁(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此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增长了两倍,这是个巨大的成功,当然在许多方面,中国是这些成就的推动者。因此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个二十年取得了比这二十年还大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总量是15万亿美元,以现价计算,2030年将达到100万亿美元,那时世界将充满经济活力。用于建筑及路桥的混凝土使用量现在已经达到20年前的两倍,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但是它却花费了太高的成本。为了建设,我们向自然界伸出了手:我们每年失去3千万公顷的森林,从1972年到现在我们失去了相当于阿根廷领土面积的森林。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候变化不是明天要发生的事,今天已经发生了。我们正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去看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到2050年左右,气候变化将成为农业的巨大威胁,它将造成农业大量减产。假定全球平均气温升高3度,对中国来说,农业将减产20%到25%。虽然各国已经商定要将未来气温升高控制在2度左右,但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将气温升高预期定为3度。实际上,也有一些寒冷地区会因为气候变暖的原因收益,但总体而言,气候变暖对农业生产来说是灾难性的,对世界最不发达地区尤其如此。通过WRI的建模分析,气温升高后,水资源也将变得更加紧缺。到2050年,两百万人将处于缺水境地。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今年是美国历史上最热的一年,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这样,但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今年、去年,前年均名列历史上最热年份之中。在过去12年里,出现了8、9个史上最热年份。去年,也是欧洲最冷的年份。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气候变暖,它指的是气候变得更加多变。因此除了气温上升的预期,还得有气温变得更冷,更潮湿,更干燥的预期,风暴也将更多。目前,已经有证据表明极端天气的数量正越来越多,但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变得更糟。今年发生的洪水给菲律宾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不仅是气候变得更加恶劣,我们向自然向地球的索取也前所未有的多。在1900之后的100年里,世界大宗商品(金属、矿石、粮食)的价格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但是在过去10年里,它们的价格趋势走向却相反,而且专家预期价格将不会再回落。在我们使用资源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新阶段,巨大的转折将会发生。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这么迅速的增长,但显然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资源利用效率是很低的。现在中国占整个世界生产的10%,将来还会更高。因为中国的增长速度以及投资速度惊人,所以其碳排放也很大,其原材料利用率比美国人均水平低很多。

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仍以我们目前的生产方式继续下去,全球气温将上升6度。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更健康的生存方式,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最大的障碍来自中产阶级,也就是那些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规模早在1980年代就达到了10亿,到2030年,还将再有5亿人成为中产阶级。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发展是成功的,世界正在不断增长(中国就处在这个增长的中心)。但伴随而来的是许多问题,例如北京的汽车数量将在2010年到2015年间增加一倍,印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使我们过得更好?如果我们做得很巧妙,我们会继续增长,但我们必须一个更环保的方式。

解决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新技术,例如交大的集中式太阳能技术。摩洛哥就通过政府投资成为了欧洲的清洁电力进口国。好消息是,早在2004年,全球就有5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2010年,有234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正在赶超了化石燃料资源的占有率。另外一条路是投资碳回收和储存。在清洁能源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参与进来,包括发展中国家,而在开始的时候几乎全是富裕国家。

清洁能源的成本是什么呢?一项调查表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决策者都在问,风能比化石能源便宜么?所有人都回答,风能成本远超煤炭。但真正的成本不是这么算的。如果设计科学合理,且规模越大,成本就会越低,这其实是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当然煤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能源,中国、印度等国都将新增煤炭产能,过去十年新增能源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也来自煤炭部门。与交大的谅解备忘录就是有关碳回收和储存的,因为像中国消耗这么大量煤炭的国家,这一项目的前景非常可观。

其他一些教授致力于页岩气的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领域,美中两国页岩气的储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页岩气的科学开采有助于经济复苏且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但页岩气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第一,首先要做的就是投资新技术,这方面我们需要政策支持,鼓励人们以低碳方式生活,取消鼓励人们过多使用化石燃料的政策。通过补贴人们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实现将化石能源切换到可再生能源。当然还有很多的转换要做,总之就是鼓励新能源消费,抑制化石能源消费。此外通过设立温室气体排放上线及碳交易市场,也可以起到鼓励人们使用新能源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将通过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智力及实体投资成为清洁能源出口国。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过去衡量一国产出水平的方式是计算 GDP,现在我们应该将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污染成本核算进去。这是20年前,里约首脑峰会的共识。但几乎无人真正行动。如果用环境污染成本去调整中国的产出水平,那么中国的收入将下降10%,这说明我们亟需找到一个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因此,第一点是技术,第二点是政策。

第三,城市。在 1800年,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今天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50,在全球将有超过75%的公民居住在城市。现在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有趣观点:城市通常比国家整体排放的温室气体少。这是因为在城市人们往往更密切地合作从而实现分享能源。例如巴西圣保罗的人均气体排放量比整个国家的数值要少。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德国布鲁塞尔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多。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中国的四倍,但看看北京和纽约,他们大致相同。投资中国城市的温室气体减排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世界资源研究所有一个就如何衡量温室气体的协议,现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已同意采用该协议。另一件事,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要让自己的城市变得更有效率就必须解决交通问题,解决交通问题是世界性的革命性变化。很高兴如果你们能买到大的地铁列车,但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而所谓的快速公交要便宜得多。我们在墨西哥市设计了这样的系统,现在印度的一些城市也采用这样的交通系统,现在中国也正在做一套类似的东西。现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投资绿色公共交通,这也是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交通大学都在做的事情。在能源领域,我们已经做了温室气体清单,我们做了低碳技术路线图。在青岛,我们已经与当局合作制定了一个低碳路线图。因此,上周青岛曾被国家发改委列为低碳发展试点城市。

第四,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个别国家单独拯救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借助联合国和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协议来汇集世界各国的力量。好消息是,如果你登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你会看到97个国家已经表示他们将要在2020前做点什么,包括中国、包括所有的富裕国家,和许多低收入国家。世界各国已经同意,在2015会达成一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该协议将在2020年生效,这给了我们三年。很明显,美国和中国是最重要的成员。目前美国不够大胆,主要因为目前的政治原因,说服一些政治家采取行动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考虑。所以我们要通过分析表明,美国这样做是很明智的。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将花费1-2%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如果你不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你的成本将会是4%至5%,甚至6%,现在就采取行动比较明智。

我们很荣幸能在中国工作,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如果不聚焦中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就不能成为世界资源研究所,因为中国如此重要,发展如此迅速,她正在做许多有趣的事情。在中国,我们致力于低碳省市,我们正在做低温室气体的测量和性能跟踪,碳捕获和存储技术。我们正在寻找在中国的海外投资机会,我们正在与政府和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合作,思考如何才能进行社会和环境控制。我们正在关注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和贸易政策,我们正在关注页岩气和环境。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热情期待与中国合作。

 

问答

 

1、关于我的故乡成都,你提到了通过在快速公交系统方面进行投资以实现更便捷的交通的方式,并且你的网站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博客。我觉得这样的新系统在成都还是第一次,它影响了我们生活,其次我们关心它是否将真的更有效,因为如果有更多的轨道,有更多的车,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排放。关于如何使之更加有价值,你是怎么看的?

答:没有一个对大家来说都合适的新技术,你需要做认真分析。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关于世界各地的经验的综合性网站,这就是优势,现在世界上有1500个这样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经验说明如果你能正确的处理他们,就能节省燃料、节省时间,人们在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会更少,这对经济也有好处,对他们的家庭也有好处,因为他们回家更快并且排放量更少。事故和死亡率会显著下降。你知道道路事故死亡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0%,到2050年就将成为第三大杀手。所以,换句话说,交通事故也可以被解决。如果你每天都开车去上班,假设你有三条车道,即使你花很长时间,你也会很高兴你有三条车道。如果政府说我们打算把其中一条拿走,用来建设快速公交,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你会不满意,但如果你愿意改变并且坐公交,你将受益。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我1997–2002年在越南生活了五年。我去的时候,我们有100 个越南员工,没有人有车。我2002年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越南人买了一辆车,所以一个人有车,99人个没有车。今天,98个人有车,2个人没有车。有趣的是,在世界资源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我们有240人,但是只有三人开车上班,而且华盛顿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因此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心态。现在,我从2007年到2010年在伦敦生活了三年,我住在萨里,伦敦以南大约30公里的地方。我在那里住了三年,从未开车去伦敦。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太麻烦,而且他们会处罚我。在伦敦一旦你压了一条线,你就要被罚20美元,所以我转而选择火车出行。这是你可以做出改变的地方。上周,我在我们委员会上给一个人打电话,这个人被成为现代城市之父,他的名字是杰米?勒纳。他是巴西城市库拉?提瓦市的市长,他的城市是第一个绿色城市。我问他关于绿色城市我应该了解什么?他说,有一件事你需要了解,大家关注像成都或上海一样的大城市,认为它太复杂,太大,太难了,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重要的是,事实上你可以改变它,如果你有领导才能,如果你向市民解释,如果市民感到兴奋,你可以改变它的速度会超过你的预期。我不是说这很容易,它是困难的,而且非常困难的。

2、你所提到的四个主题,技术、政策等,对于气候变化来说,哪一个你认为是最重要的或关键的方法,比如你认为政治原因是否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限制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努力么?

答:我指出了四点,其他人也会有自己的意见,如世界上的森林覆盖率等,但我认为对于目前这些观众,目前的四点是正确的。你提到:哪个是最重要的?嗯,这里的四点,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为什么不达成一个全球协议,那样看起来更好,那是因为很多国家对待这样的谈判很消极。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放弃太多,各国都有自己的政治考量,认为“这项工作太困难”。实际上我们的工作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说,技术投资有助于达成协议。所以第一个和第四个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是因为如此,除非你有政策否则技术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应该停止补贴化石燃料,并开始鼓励人们去利用可再生资源。至于第三点,“城市是焦点”,在城市里,除非你有合适的建筑材料技术,否则你无法改进。我们需要实际上是便宜的,但不会让所有的热量流失掉的建筑材料。所以我认为这四项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全球性的协议,但除非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大国负起领导责任,否则这将很难达成。

3、你所提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页岩气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目前我们正在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些研究。所以我的问题是,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美国在过去的五年减少了4.5亿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如何评价页岩气在未来5-10年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会进一步研究页岩气及其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吗,你还提到了在中国页岩气的发展遇到的动力和阻碍,那么,你有研究中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吗?

答:你所有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正在寻找页岩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带来了一篇关于美国页岩气使用的数据论文。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是建立一个模型,我们将把这一工具运用到对中国一些问题的分析上来。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页岩气,在短期内,对气候变化有好处。现在在美国,他们关闭了火电厂和建设天然气发电厂,这是好的,因为天然气的排放量比煤炭少。美国已承诺将在2005 年到2020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7%。现在,页岩气已经到来,它实际上看起来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它看起来很环保并且我们做的很好。问题是,美国需要从2020年到2050年减少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5%。所以如果人均是19吨,需要在2050年减少到2吨。问题是这将会导致巨大的管道投资,从而固化对天然气的依赖,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转向可再生能源。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因为管道投资巨大而形成对天然气的依赖。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正在试图做的是很清楚的,我们下个月将做一个大的报告,这个报告关于美是如何实现2020年的目标,以及今后应该怎么办。

4、你刚才说的中国成都的二氧化碳政策设计的很好。这样的碳交易对气候变化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答:交易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上限。排放的上限和交易本身,比如在欧洲,整个欧洲都已经这样做了。每年,欧盟都会规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让他们减少5%的排放量就能解决气候变化。哪里来的交易?交易是因为某些人,如果你告诉他们你要减少碳排放量的5%,因为技术不成熟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可以向其他人购买配额。因此对他们来说,你希望他们能够购买其他人的配额,可以从其他公司、其他城市、其他国家购买。你希望他们能够购买减排能力,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会降低解决问题的平均成本。它有时会非常昂贵,但如果每个人都有较低的代价,可能更便宜,如果让我们想象一下,由于某种原因,你绝对需要二氧化碳排放,你可以付我钱,我愿意释放更少。但即使他们在技术上有困难,欧洲人依然做到了。中国允许不同省市的方式不一致的原因是要比较各种方式的优缺点,然后再选择一个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例如上海的方式做的很好,所以我们要采用那种系统。


附:

安德鲁•斯蒂尔博士(Andrew Steer)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第三任总裁,长期工作在亚非发展工作的第一线,在国际政策领域中,他是资深学者。他在加入WRI之前任职于世界银行。他从2010年开始从事气候变化研究。他带领的世界银行团队在130多个国家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节省了70亿美元的气候变化成本。同时,在英国伦敦他主导着一系列从事国内发展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此外,他还是世界银行环境部门的主任及1992世界发展报告环境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并曾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可再生能源小组的高级成员。2007到2010年间,他作为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总干事负责监督、分析和研究英国政府的发展政策。

安德鲁曾就读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剑桥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是一个解决环境方面问题的智囊机构,它所从事的不仅仅是研究工作,而且也开拓实际的方法来保护地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任务是使人类社会在生活的同时,保护地球的环境,以满足我们以及子孙后代的需求。作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成员包括科学家、经济学家、政策制定专家、商业专家、数据分析师、制图师以及传媒人士等。他们善于推动持久性变革,通过联合开发创新性项目实现变革,并在强大客观的数据分析上建立实施方案。他们坚信通过市场的方式可以带来本质而非肤浅的改变。世界资源研究所是无党派组织,与全球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都有紧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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