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战略与经济未来:美国视角和中国应对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  2014年10月08日

【摘要】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的理解有以下几个要素:对中国在过去 35 年间所取得的成绩是高度赞赏的;美国也认为对于美国全面欢迎(而非阻隔)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的同时,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与承认;过去的 35 年来,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毫无争议地符合并满足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中国成就的繁荣是在现有全球经济框架内取得的;美国对其他的武断的中方结论,譬如认为美国正在筹划削弱、分裂中国,并最终从内部“预谋破坏”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战略等等,同样感到疑惑;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宣称的“和平崛起”只是暂时的,用来说服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中国现在的发展。 由此看法所演化出的认定现实将是:当中国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之后,会寻求与美国达到权力均衡甚至超越美国;那么,到了那时,中国会迅速把美国赶出亚洲,以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继而撼动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基础。



很高兴能够再次造访中国,很高兴能够再次造访上海,近三十年前我曾代理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那时,还没几个国家在这个中国的商业中心设立总领事馆。很高兴能够再次造访复旦大学 —— 这所著名的“中国常春藤盟校” (九校联盟之一)。十年前,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就在此学习中文。十年后的今天,我则在大洋彼岸,成为了美国常春藤盟校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我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的政策研究项目题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可能未来”。我研究此项目缘起习近平主席所提“新型大国关系”之概念,意指如何避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长期矛盾。有鉴于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亚太地区的共同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深入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则显得至关重要。同时,我对过去十二个月来中美关系的持续降温愈加感到担忧。也正因如此,我将今年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分析未来十年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与国家意图上。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美两国是否在价值与利益方面有充分的共通性来为彼此共同的未来构建双方的共同叙事,抑或这一共通性根本不存在。这意味着无论是两国关系还是亚太地区的未来都将会是以事件应对为导向,而缺乏宏观制度设计。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战略竞争、危机隐患,还有可能的冲突。

在此框架下,上周我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地缘战略研究所成立仪式上发表了演讲。演讲题为“东亚的战略与经济未来:中国视角和美国应对”,目的在于尽我所能阐释中国对于地区和世界的相关认知和理解。我自然无法在如此阐释上保持客观,毕竟我非中国人。纵然我一生致力研究中国,我仍是一个西方人。而且不久前我任总理的澳大利亚,至今仍与美国保持长期同盟关系。即便如此,我仍坚信,对于美国的朋友而言,透彻地通过现实来理解中国领导层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优先考虑的事项,而非单纯地只以美方视角的固化定式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上海,我将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从美国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并希冀以最大限度来开诚布公。然我也并非美国人,我的发言并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我仅希望深入阐明我所观察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阶层的看法,并无意为他们的立场辩护。我所秉持的理念是能够为中美双方提供相对客观现实的第三方观察,并就双方对彼此的愿景和政策实际上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进行阐述。我认为,若缺乏对彼此现实政治认知,则双方的共同叙事难以构建。这种认知,终将影响政策。

 

美国的价值

中国与很多国家一样,对美国不断强调其普世价值观一贯不满。中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本土价值;而美国所强调的普世价值,从根本上与中国的信仰相悖。一国选择最能体现该国价值的政治体制是其政治主权,无论该政治体制是否完全契合该国的价值体系。这个观点也反映在了中国最基本的外交政策方针,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其中包括“互相尊重”,以及“互不干涉内政”。因此,不去理解自由主义民主价值中的机遇、自由与民主在美国政治传统中长久的核心地位的话,也就无法理解美国对中国、区域,以及世界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在美利坚合众国初创之时就被视作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非美国独有的。这些价值扎根于自 17 世纪初开始的长达 150 年的殖民地时期的情操之中。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异见者远渡重洋到美国,追求他们在欧洲无法享有的政治与宗教的自由,追求被宗教战争毁坏和君主独裁统治压制的自由。而领导美国革命的决定性政治纲领最终正式地保障了这些自由。它们因此建构了尔后 240 年的美国政治和美利坚民族的核心叙事。它们也自此成为了美利坚民族特性中生生不息的力量。在美国传统中,这些自由被视作是“岭上之都”的神谕。这些自由也构成了被美国人民视为“美国例外主义”的道德基准。在美国的理解看来,在19 世纪,对“岭上之都”的向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移民离开了旧世界的故乡,踏上了前往新世界的旅程。这些自由也成为了美国南北战争和废奴运动中激励人心的力量。

换言之,那时的民主自由是美利坚的民主自由。美国并没有向世界输出政治理念或派驻军事力量的意愿 —— 其意愿至多只是希望成为一个典范国家罢了。直至二十世纪,美国被迫陷入国际事务与欧洲战事的泥沼中 —— 但那也更多是出于在航运自由方面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非出于对政治信仰的守卫。一战后,伍德罗·威尔逊希望将美国价值植入彼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图,被当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国会否决了。三十年之后,历史重演,美国依然不情愿参战,直至其国家利益在太平洋地区受到损害,且同时希特勒在大西洋向美国宣战。实际上,直到二战联合抗争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时候,美国人才把捍卫美国价值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美国人民在罗斯福的号召下,在二战期间购买军事公债应援战事,为捍卫“四个自由”, 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以及“免除恐惧的自由”。那时开始,美利坚合众国从自美国革命以来便在美国政坛扎根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了出来,进而在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努力中整合了上述美国价值。而在联合国,国际法和美国强权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开始将国际协作视作其使命,继而将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视作这一使命核心内容。这一使命在二战后美国面对苏联的挑战,以及对一个红产主义中国崛起时,马上被激活。随着中苏交恶,中共放弃意识形态输出,以及十年后的苏联解体,许多美国人过早地做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并认为这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最终胜利。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激进伊斯兰主义对历史有着不同的看法,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回归对欧洲自由主义的抵制也是一个对历史终结论断的不同反应,“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也有着同样的意义。即便如此,自由民主的美国例外主义依然继续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强大而具有凝聚力的叙事。美国的批评者有理有据地指出,从门罗主义到中东局势不难看出美国的伪善 —— 往往是一旦局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民选政府依然可被以非民主的方式强行更替 —— 诸如此类的例证与美国价值无疑是相悖的。

但同样有理有据的是,过去 150 年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可说是自 2500 年前波斯帝国以降最温和的了。总体而言,除了泰迪·罗斯福浅尝辄止的冒险主义之外,美国从未有过建立殖民主义帝国的诉求,即便美国拥有毋庸置疑的能力去这么做。纵观历史,在这点上唯一能与美国相媲美的国家,只有中国 —— 在几个朝代都有能力建立巨大的殖民帝国的情况下,中国没有选择这么做。当然历史上两国都经历过数次边境战争。但两国都没有为了寻求国家扩张或经济掠夺而去吞并外国领土。这一中美历史中展现出的共同性很少被讨论,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核心差异在于,因上述自欧洲殖民时期至今所形成的历史原因,美国在今天仍持续对内对外宣扬着自由民主的理念。然而美国国内持续不断的孤立主义和削减开支的主张,以及对于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责任归属与道德目的的争论,直接导致了对这些美国理想在美国本土之外推广过程中出现的起伏。无论他人如何渴望,美国例外主义和自由民主传统在美国国内与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无法由一纸外交协定抹去,这是美国身份构成的根本之一。试图抹去美国自由民主的理念就如同希望在现代中国政治观念或国家特性中抹去儒、释、道的影响,这都是都不可能的。

但此中区别在于,儒家理念并不具有向世界输出价值的特性。而美国的自由民主,无论是经主动传道他国,抑或被动展示自我,实际上是极具输出性的。因此,事实上,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仍然强大的美国之间想要构建任何共同叙事,就需要双方运用各自的智慧,在深入探讨国家特性的基础上,就这些繁复的观念进行磋商合意。这是两国关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深层问题,而且不会因我们希望它不存在而自动消失。

 

 

美国的中国经历

如上简述美国的价值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历史经历(尤其与中国的交互)助构了美国如今的国家意图?

美国曾是与晚清政府签订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之一。也曾是在 1900 年前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一份子。然而,美国没有依据所谓的《辛丑条约》向清政府要求全额赔偿。反之,美国以庚子赔款助建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可以说,在 20 世纪中国精英的眼中,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并非一丘之貉。中国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美国人眼中亦被视作是基督教传教的沃土。彼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纷纷投身于“救赎千百万中国人的灵魂”的事业中。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军侵华的行动日渐猖獗,美国对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感也愈加增强,蒋介石基督教信仰的公开化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自 1941 年对日宣战起,美国便持续通过“驼峰航线”为战时陪都重庆输送物资。而 1943 年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之后,美英两国就把中国视为抗击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盟国之一。在 1945-49 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为国民党提供了巨量物资用以对抗其时在人数上极不占优的红军。

直到 1949 年蒋介石迁台之前,美国都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着国民党,即便这期间有过少数美国志愿者站到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边。此后三十年间,有关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在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中持续不断。中美两军在朝鲜战争期间直接冲突,之后在越南战争中也有间接碰撞。与此同时,直到尼克松 1972 年访华之前,美国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投身台湾防卫,尽管台湾问题直到今日仍悬而未决。

美国对华态度在冷战的最后十年剧变——从曾经的苏联盟国和意识形态的敌对方,迅速转变为事实上的共同针对苏联的战略伙伴。1989 年后,随着苏联威胁式微,直至后来苏联解体,美国对于中共的人权问题的担忧被重新提上日程。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重心,从 90 年代起,又逐渐从对人权问题的担忧,转向了对巨大的市场机遇的垂涎。在这一时期,美国一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表现出欢迎态度。随着 2001 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关系一度保持以经济合作为核心。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飞速增长,两国关系在诸如保护知识产权、反倾销、以及关于操纵汇率的指控等敏感问题上呈现紧张态势。换句话说,推动两国关系向良好态势发展的互利互惠的经济纽带也呈现一定程度的紧张。

与此同时,当作为中美两国的共同威胁的苏联解体,以及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两国曾经的共同战略基础便不复存在。在美国看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从二十国集团商议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避免全面的经济崩盘议题时,中国所展现出的一个负责任的经济伙伴的形象中所得出的结论。鉴于中国将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逐渐被视作是美国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时对美国而言,中国也成为了挑战亚洲地区战后安全秩序,乃至全球制度规范的国家。一个最近的例证便是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地位的讨论。

至此,中国在美国过去 150 年的经验中的转变呈现出了这样一个脉络:从一个传教士眼中的传教沃土,到美国败给共产主义的典型国家;从曾经对抗苏联的同伴,到今天成为在世界秩序的诸多层面挑战美国单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方面冲击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崛起力量。

 

美国对世界的理解

那么当下美国对中国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如前所述,我的如下言论并不代表任何美国人。正如此前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并没有试图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一样,我所表达的,仅仅是我观察到的两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思潮。

作为一个受过职业训练的外交官,我时常对过去两国间在战略上不够坦诚的现状可能会阻碍未来两国建构战略共同叙事感到担忧。虽然鉴于中美复杂的共同历史经验、相斥的国家历史背景、不同的哲学传统源流、巨大的价值利益分歧 ,以及我所担心的两国之间持续扩大的对彼此长期国家意图的误判,我依然相信,中美对于双方和全球未来的共同叙事可以建立。

实际上,在美国对中国认知的核心上,其对中国在过去 35 年间所取得的成绩是高度赞赏的。总体来讲,过去美国各界精英,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转型能够成功持怀疑态度。而事实是,现而今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稳定核心——这另诸多美国精英大跌眼镜。诚然,让数以亿记中国人摆脱贫困是值得尊敬的壮举。但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对于美国全面欢迎(而非阻隔)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的同时,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与承认。

事实上,美国完全可以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联合国安理会,及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中,在代表中国事务的议题上投反对票,但美国并未这样做,即便在此短短几年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狂热在文化大革命里达到了顶峰;美国同样可以阻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也未这样做,尽管当时存在大量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的不满意见。事实上,在美国人看来,尽管在中国入世的十年谈判里显得困难重重,但美国没有意图阻碍中国入世——相反地,美国为中国入世竭尽全力给予帮助。而实证表明,中国的净出口和迅猛增加的外资投入的确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美国也可以选择不创建二十国峰会来吸纳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事务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但美国还是没有这样做,美国是欢迎中国的。

一如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欢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以及之后的建设性贡献,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阶层认为,美国已经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来欢迎中国在各个方面融入全球秩序和参与其实质管理。当然,我的中国朋友的回答是,美国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为了中国所做的利他主义无私行为。尽管我对美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和其内部竞争传统有过一些观察,我却无法肯定地说美国之决策出于利己或是利他的考量。先搁下美国动机不表,且看美国在可以选择其他政策方向的时候,事实上还是做出了如今所见的有利于中国的决策。

中国的朋友们会继续质疑: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华政策的背后动机乃是希望基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将中国纳入美国和西方所构建的国际秩序中,使中国完全成为其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但中国并非这个国际秩序的初期形成与制定的一份子。这意在吸纳中国成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正如西方在正如几十年前如此对待日本。我的好友,也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同事罗伯特·佐利克曾在 2005 年将此论题归纳概括为其著名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的晦涩翻译以及上述的原因,很多中国认为这个理论有居高临下之意。但应该注意的是,在 2005 年佐利克提出该理论的时候,正值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失业的主因在于中国的不当竞争和操纵汇率——佐利克此理论的受众是对此表示怀疑和过激反应的美国公众。实际上,佐利克所做的努力意在维护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政策。

另一些中国朋友主张,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阴谋是通过渐渐将中国纳入当下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逐渐用西方价值颠覆中国价值。说到这里,就需要再次说明我之前提及的关于两国和两个政治体系所持有的价值会使两国渐行渐远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为未来建构任何共同叙事所需要付出努力的必要性。

对此,美方会主张,中国有成功抵御任何外来势力“颠覆”其存在两千余年的哲学传统的历史经验。从400多年前基督教进入中国所取得的相当有限的进展,到国民政府期间自由主义政治理念试图扎根于中国的失败,再到最近几十年中国摈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一贯展现着价值自我进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国家未来规划的强大自信心。从根本上来看,我们的美国朋友认为,过去的 35 年来,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毫无争议地符合并满足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中国成就的繁荣是在现有全球经济框架内取得的。

从国际秩序中的安全政策角度看,美方会声称,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安全政策自 1975 年起保障了广大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体区域繁荣创造了战略环境。美方会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安全政策,区域冲突会持续不断发生,甚至有可能日本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再度出现的军国主义化。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中国近期关于美国是否寻求遏制中国政策的讨论上。美国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认为美国对华奉行遏制政策,那么这表明中国对此有根本性的误判。美国认为,过去的 35 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恰恰与遏制政策相反。回顾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其表现为: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无论明处还是暗处,对苏联实施外交孤立,经济颠覆以及军事对立。进而美国会问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确实在遏制中国,那么美国究竟在哪些区域和全球事务上对中国进行了哪些遏制呢?而且,如果没有如前假设的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又会有哪些不同作为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中国朋友们对于美国正在寻求孤立中国的指控。不少中国的评论员指出,美国的盟友正在包围中国,而美国与这些盟国的关系在近年不断巩固。美方则会辩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关系都是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经建立的。以澳大利亚为例,美澳同盟关系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建立。他们会继而表明,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关系之初衷是为了长期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崛起而向其盟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这同时也是美国在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对抗时期所形成的全球范围的盟国关系网的一部分。这些同盟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在应对多个偶发性事件中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 —— 尤其是在过去十五年间与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对抗中。而说到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强化,美方会强调这与中国的崛起毫无关系。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情。更贴近实际的情况是,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强化是美国及区域内对中国在南海及其他地区之独断作为的意图判断与政策反应。当然我们的中国朋友会对此给出不同的看法,他们会认为无论是南海还是东海,中国的行动完全是对对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做出的回应。然而,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盟国问题时,美国人宣称无论是缔结盟国关系还是强化盟国关系都不是美国强加给这一地区的国家的;与之相反,美国是这些主权国家在经过国内自主民主商议之后的安全保障受托方。的确,他们所指的美国仅仅作为受托方的例证之一,就是 80 年代菲律宾政府要求美军撤离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时,美军确实撤离了。

至于美国的再平衡以及再平衡概念在亚太地区的意涵,也值得思量。其实,当美国宣称未来全球美军 60%的舰队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时,实际上美国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规模如果大致仅会基本维持现今的规模(因为虽然这一数字将从 50%上升至 60%,但美国海军的整体规模正在缩减。)

美国对其他的武断的中方结论,譬如认为美国正在筹划削弱、分裂中国,并最终从内部“预谋破坏”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战略等等,同样感到疑惑。这些深层次的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问题需要更审慎的考量。

中方继而回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上:在中美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极为不同的价值基础之上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能够最终认可中国政治体制和合法性,以及容纳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普世主张的一贯反对。对此,纵然北京长期怀疑,但美国的底线在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筹划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

最后,我想探讨的美国国家意图之中关乎中国的长期愿景的议题。这关系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实现了繁荣富强的中国梦之后,中国对于区域和世界秩序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简而言之,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宣称的“和平崛起”只是暂时的,用来说服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中国现在的发展。由此看法所演化出的认定现实将是:当中国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之后,会寻求与美国达到权力均衡甚至超越美国;那么,到了那时,中国会迅速把美国赶出亚洲,以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继而撼动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基础。

这一看法的支持者认为上述战略与中国数千年来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正如“孙子兵法”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孙子兵法. 谋攻篇》)。与此同时,上述战略与邓小平的经久不衰的名言“韬光养晦”也有不谋而合之效果。

出于上述原因,美国认为,中国希望避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基于中国的理性判断,若中美当下开战,中国难以取胜。与此相似,若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与日本开战,中国一样有可能失败,或者说难以取得全面胜利。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会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这个关于中国“买时间”的战略运作,在美国长期存在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影响在于强化鹰派视角 —— 要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应对中国崛起。这一点也反映在近期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国关系的强化上,尤其反映在亚太国家为避免长期来看可能与中国发生的意外,而主动要求与美国强化盟国关系上。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上述看法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回应:无论是从中国在历史上的角色,或是出于中国长期专注国内事务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政策上所反映出构建多极世界而非建立霸权主义的希望。尽管如此,如何智性处理正在持续升温的美国对于中国长远意图的猜疑与揣测,将会成为两国构建关于地区和全球未来共同宏大叙事的重要考量。

 

结语

上述评议主要集中在美国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个主题上。

前日我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演讲以中国的战略意图作为结束语,结束语中我提到,中国国家意图的存在并不等同于这些意图是精确无误的。重要的是,这些意图是存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这与我今天在上海的演讲是一致的。

我期望能够阐述一系列与中国崛起相关的美国战略意图。需要重申的是,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战略意图是存在的,同样地,他们也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制定。随着中国的强盛,这些不同与分歧会与日俱增。

也请允许我用我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结语来总结今天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智慧的外交始于理解彼此的意图和其背后的原因。这对中国是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某个神奇的中点,能让两端神秘地相遇。对此,我还是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尽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者,我也时时警惕超现实主义,防止它对于中美在面对挑战时共同探索前路的可能性造成打击。无论如何,基于今年以来我在哈佛贝尔福中心研究所得,我相信中美双方领导人共同构建未来中美关系的宏大叙事,并在其中留足分歧的空间,是大有裨益的。

现在,中美各有一个关于彼此的表述,而且这些表述常常是私下而非公开的。而我所倡导的是,中美共同构建一个包含全面指导框架、具体分歧管控、以及长远积极发展的宏大叙事,可以称其为“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或者说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构建一个中美共同的未来。那么到底该如何构建?

第一,现实主义的部分。中美双方对于当下国际关系的理解都基于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背景框架下,缺乏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会导致任何解决方案的不可能。譬如东亚的领土争端,这些争端很难解决。只能认可分歧,管控危机,以免全面破坏现有的关系。

第二,建设性的部分。无论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只要在中美有价值相通或利益重合的地方,就可以由中美共同构建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可以包括:双边投资协定、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朝核问题、伊斯兰激进主义问题以及亚太共同体的构建以促进从来未有的区域互信和战略合作的形成。

第三, 未来的部分。中美共同建设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可以促进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逐渐形成;而由这些公共产品构建成功所带来的政治和外交资源也可以逐渐弱化原先现实主义视角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并最终将其解决。如此中美关系的构建须基于长远的愿景, 而非短期的功利。否则,我们只是在单纯地推迟不可避免的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如此长远的愿景本身,也可以是变革性的。

建设性现实主义,无论是否导向一个共同的未来,都可以随着长期的互动,逐步减少逆行的可能,并渐进改良互相之间的关系。令人高兴的是, 这些概念可以在中英文之间翻译无阻。现实主义在中英文里都是一个好词,建设性则更是极具积极意味的。通过渐进变革导向一个长期的共同未来,在中英双语里也都是难以拒绝的良好期许。邓小平以中国国内改革为背景提出的一个概念,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国际化和中美关系构建的未来, 也极具参考意义,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以此为导向,我们可逐步消弭中美之间理解与价值的鸿沟。这需要对彼此价值,认知和利益的现实理解。这需要对等的富有创造力的外交想象力,来绘制中美可以共同建设的宏伟蓝图。这也需要政治意志和决心来梦想和开创一个有别于可怖的历史轨迹的新的共同未来。

或许这也是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心本愿。习主席常常谈论“中国梦”,同样的,美国梦也是美国文化所不可缺少的核心价值。或者, 已经是时候让我们一起梦想并开创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未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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